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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喬布斯？
我們都知道國營企業很難產生喬布斯，國企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是政府委派的管理人員，他們沒有喬布斯這樣的權力，沒有這樣的責任和義務，也得不到相應的利益。國企存在的價值是代表國家搞壟斷，也就是管仲的“官山?！?，目的是把一些自然壟斷行業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被豪強和外資操縱。因此，像中石油這樣的國企不宜搞私有化，也不宜搞多元化，應不斷追求技術進步但不以革命性的創新為目的，當然，也不要利用壟斷資源阻礙創新。在非自然壟斷的行業，政府應該讓國企整體上市，以便按市場規則進行兼并合并和重組，而不是搞暗箱操作的“私有化”。
創新可以依靠外企嗎？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有趣，是因為按亞當斯密的國際分工理論，政府根本就不需要考慮創新和轉型的問題，一切留給市場就行了，市場會根據不同國家的情況自動走到“比較優勢”的均衡狀態。換句話說，如果中國的比較優勢是加工服裝，那么把加工服裝做好就行了；如果中國的比較優勢是煤炭，那就多挖煤出口換石油就好了；如果中國比較優勢是水稻，那就種好水稻就好了。
在現實世界中，這是殖民地經濟模式，如果一個國家愿意當殖民地，這是首選的模式。如果不愿意呢，當然就不能選擇這種模式，因為歷史上沒有一個殖民地經濟能跟創新拉上關系的。美國當初如果不獨立，美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并不會差，但跟創新一定不會有什么關系。自從獨立之后，這個年輕的國家從她立國的第一天起就在創新，從制度到產品到文化，創新是她的核心基因之一，與自由和民主一起，構成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世界現代史上絕大部分的創新來自美國。
但是，奧巴馬要支持的“下一個喬布斯”是美國人，不是中國人。奧巴馬兩次在國情咨文中提到，不愿美國在電池和電動車領域落后于中國，指的當然是比亞迪，但這對比亞迪來說并不是福音，相反，這意味著比亞迪更難進入美國市場。王傳福如果指望巴菲特幫助比亞迪電動汽車打入美國市場，那就大錯特錯了。巴菲特是金融家，但他首先是一個愛國者，美國每一次經濟和股市處于低潮時，巴菲特都是美國人的精神支柱，他再喜歡王傳福也不希望比亞迪把通用打敗。索羅斯在歐洲和亞洲可以大喊大叫沽空，在美國即使做了也不說。在美國，企業家和金融家享有崇高的地位，所以都愛國，雖然他們從不把愛國掛在嘴邊。
理論上來說，民企才是創新和經濟轉型的主力，但是，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下，民企更多的是考慮怎么能夠逃脫無處不在的獵手的追捕，而不是創新和發展。像比亞迪這樣的民企在中國社會生態系統中是弱勢群體，沒有資本和政治力量可以與國企外企和地方勢力抗衡，也沒有足夠的社會力量與傳統文化和數不清的評論員記者專家教授分析員抗衡，技術上的優勢只不過招徠更多的獵槍而已。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之下，比亞迪要應對各方的獵手已自顧不暇，哪有能力領導國家規劃中的新能源汽車革命？
大多數民企都會死得很慘，能生存下來的民營企業，基本上都是“五不企業”——不貸款，不賒賬，不行賄，不逃稅，不上市。其實還要加上不見記者，不上電視，不寫微博，不賭博，不投資國企。目的只有一個，不想惹麻煩。這樣的企業有幾家？即使能活下來的，怎么還能談得上持續創新？企業家創新的源泉來自改變世界的激情，每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像過街的老鼠，哪里來的創新激情？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經過一千年的獨尊儒術，再經過一千年把儒術變成理學變成八股變成科舉然后用八股 + 科舉統治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可以說，在中國，創新是不受尊重的，這是千年遺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在中國，有本事的人為什么要做喬布斯呢？那么辛苦又那么危險，還要忍受那么多的指責和非議，還有可能小命不保。當批評家多好？有頭有臉有錢有閑，又不用負責任，如果能拿個什么“國家XXX 重點實驗室顧問”的頭銜那就更高人一等了。所以，中國有本事的人都成了批評家，而不是成為喬布斯，當獵手肯定比當獵物合算。
很多人把中國出不了喬布斯的矛頭指向政府太強勢，這是不公平的，直接和間接死在評論家經濟學家記者電臺主持科技專家銀行經理證券分析員尤其是地方豪強們槍口之下的企業和企業家不計其數，這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不能說是政治迫害。相反，中國的科技成就基本上都是最近六十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雖然從世界范圍來說，這些成就能算上革命性創新的還不多，但是確實為創新打下了良好的科技基礎。
錢學森先生和袁隆平先生如果沒有得到政府的強力支持，他們能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取得科技上的成就嗎？他們的每一次失敗都會被傳媒無限地放大，他們的每一項成就都會被同行無限地貶低，他們的每一個生活細節都會被競爭對手挖來作為攻擊的把柄，就像王傳福所面臨的局面一樣。深圳的5.26車禍，可能會暴露比亞迪電動汽車的一些弱點，但是更暴露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如果比亞迪真的死在眾多獵手的槍口之下，誰能頂上？更確切的問題是，誰敢頂上？
一個喬布斯的成功，燃起了千千萬萬個小喬布斯們的創新激情，也提升了美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一個王傳福的失敗，也會熄滅千千萬萬個小王傳福們的創新激情。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正的和反的都一樣。在跟新能源汽車一樣重要的生態農業領域，也有人能通過創新做得跟比亞迪一樣大甚至更大，但是誰能保證幾億個雞蛋中沒有壞的，幾百萬頭豬中沒有病的，幾十萬農民工不出事故的？所以還是做一個“五不企業”比較保險。
中國并不是沒有機會出喬布斯，但可能會比較難產。王傳福是中國最接近喬布斯的人(包括喬布斯的那些毛病)，也是最符合熊彼特“企業家” 定義的人，他就是中國經濟中那條“鯰魚”。鯰魚不比沙丁魚名貴，但是，沒有了鯰魚，沙丁魚們會窒息而死，因為它們太懶了，不愛動。經濟體系的細胞是企業，企業沒有了活力，經濟當然也失去了活力(就像一個人處于“亞健康”狀態)，從經濟指標上反應出來就是“滯脹”。如果貨幣政策調整太慢的話，中國經濟可能進入蕭條，因為不應該緊縮的緊縮過度了，該支持的創新企業沒有發展起來。
